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南京明城墙至今依然雄伟坚固。构筑明城墙的城砖上，留下了大量铭文，成为一座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信息宝库。在这些城砖铭文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近日，南京城墙保护志愿者协会“十佳志愿者”杨健雄在金陵图书馆开展“城铭流韵南京城墙砖文的多元文化价值”的讲座，讲述南京城墙砖文的故事和魅力。

  因“生产团队”庞大，南京明城砖有统一的制作标准。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明城砖的数量可能多达3.5亿块，产地涉及明朝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的30多个府州的170多个县。“为了统一标准，当年规定城砖的长宽高之比为4比2比1，即长40厘米左右、宽20厘米左右、高10厘米左右，重约20公斤。”杨健雄介绍说。

  南京城墙博物馆内近700块城砖，为观众带来一场以城砖为主角的视觉盛宴。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董家训 摄

  “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是对明城砖的质量发展要求。那么明城砖究竟是如何烧造的呢？研究人员参考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结合近年来实地调研资料，梳理总结出明城砖的烧制工艺最重要的包含五大步骤：第一，择土暖水。第二，练泥压泥。第三，制坯阴干。第四，装窑烧密。第五，窖水开窑。经过这五个步骤的炼制，城砖才可以做到品质衡量准则。可见，这些城砖的烧造工艺不仅有十分严格的操作规范，也有极高的技术方面的要求。当时，为保障城砖的烧制质量，杜绝粗制滥造，确保建造的都城城墙坚不可摧，明朝实施了一套严格的责任制度。据杨健雄介绍，明朝使用“精确到人”的“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各地在城砖上刻制府、州、县、总甲、甲首、小甲、制砖人夫、窑匠等至少5至6级的责任人名单，最多可达9级。如果检验不合格，铭文中记录的有关官员及所有的环节的具体责任人，都会受到严惩。

  由于这些城砖的烧造地区不同，各地对于责任制砖文的印制方式也稍有不同。“目前我们得知的印制方式主要是三种：模印、戳印和刻画。其中模印使用最多，刻画最少，戳印则介于两者之间。”杨健雄说。

  模印就是指将文字反刻在砖模内侧。戳印是将文字单独刻制成为印戳，在砖坯半干未干时，戳印在上面，这种刻法通常会在砖上留下印戳的边框。为了节约制模成本，有时匠人们也会“二次戳印”。例如南京仪凤门段城墙上有一块城砖，除了总甲、甲首、小甲的姓名之外，窑匠和造砖人夫刘一初的人名就是二次戳印。为何会有这种印制方式呢？“在基层造砖各级责任人里，总甲、甲首、小甲相对固定，而造砖人人数较多，一次性无法印制，于是把其他人的名字先做好一个砖模子印上去，再把造砖人名做成类似盖章的方式来进行更换，就形成了二次戳印的效果。”杨健雄解释道。

  在模印和戳印两种技艺上，又可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刻印方式。刻画则不一样，是用树枝或利器在未干的砖坯上随手写成，刻画形成的均为阴文，这类砖文多为早期和中期责任制砖文。

  明城墙上留下的城砖铭文字体基本以楷书为主，同时也有魏碑、行书、小篆等，几乎能说是元末明初中国传统民间书法艺术的集中展示。城砖上的这些铭文书写者多为基层文吏或底层文人，展现了民间书法艺术的“百花齐放”。

  “砖文书写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工整娟秀，有的粗犷质朴，还有的很圆润。”杨健雄说。

  虽然绝大多数城砖铭文都是楷书，但专家们对南京城墙进行多年研究，在玄武门段发现了一块极为罕见的“篆体砖”，上书“吉安府泰和县”六字。杨健雄介绍：“这是标准的小篆，很罕见，而且非常美观，有装饰性。”这块砖以篆体阳刻，字体独特，线条圆润。尤其是“和”字的“禾”与“口”位置颠倒，看上去很像是稻穗挂在枝头。

  杨健雄表示，除了能欣赏书法艺术，这些砖文更是极具史料价值，隐藏着许多信息。如政治体制和赋役制度、政区沿革、移民与姓氏文化、文字演化等，这些为南京城墙的营建史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洪武元年”“洪武四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天下平”除了地方砖外，南京城墙砖还有纪年砖、吉语砖、错版砖、简化体砖等十多类，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六百多年前的城砖上，有相当数量的简化字。据杨健雄介绍，城砖上“刘”的写法与现在的简化字如出一辙，“其实在汉代已经有该字简化的写法了，特别是到了宋元时期，随着雕版印刷的出现，出现了大量简化字。我们如今在砖文上看到这些元末明初的简化字，折射出了那个时期汉字在民间的发展和普遍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