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南京明城墙至今依然雄伟坚固。构筑明城墙的城砖上,留下了大量铭文,成为一座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信息宝库。在这些城砖铭文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近日,南京城墙保护志愿者协会“十佳志愿者”杨健雄在金陵图书馆开展“城铭流韵南京城墙砖文的多元文化价值”的讲座,讲述南京城墙砖文的故事和魅力。
因“生产团队”庞大,南京明城砖有统一的制作标准。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明城砖的数量可能多达3.5亿块,产地涉及明朝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的30多个府州的170多个县。“为了统一标准,当年规定城砖的长宽高之比为4比2比1,即长40厘米左右、宽20厘米左右、高10厘米左右,重约20公斤。”杨健雄介绍说。
南京城墙博物馆内近700块城砖,为观众带来一场以城砖为主角的视觉盛宴。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董家训 摄
“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是对明城砖的质量发展要求。那么明城砖究竟是如何烧造的呢?研究人员参考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结合近年来实地调研资料,梳理总结出明城砖的烧制工艺最重要的包含五大步骤:第一,择土暖水。第二,练泥压泥。第三,制坯阴干。第四,装窑烧密。第五,窖水开窑。经过这五个步骤的炼制,城砖才可以做到品质衡量准则。可见,这些城砖的烧造工艺不仅有十分严格的操作规范,也有极高的技术方面的要求。当时,为保障城砖的烧制质量,杜绝粗制滥造,确保建造的都城城墙坚不可摧,明朝实施了一套严格的责任制度。据杨健雄介绍,明朝使用“精确到人”的“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各地在城砖上刻制府、州、县、总甲、甲首、小甲、制砖人夫、窑匠等至少5至6级的责任人名单,最多可达9级。如果检验不合格,铭文中记录的有关官员及所有的环节的具体责任人,都会受到严惩。
由于这些城砖的烧造地区不同,各地对于责任制砖文的印制方式也稍有不同。“目前我们得知的印制方式主要是三种:模印、戳印和刻画。其中模印使用最多,刻画最少,戳印则介于两者之间。”杨健雄说。
模印就是指将文字反刻在砖模内侧。戳印是将文字单独刻制成为印戳,在砖坯半干未干时,戳印在上面,这种刻法通常会在砖上留下印戳的边框。为了节约制模成本,有时匠人们也会“二次戳印”。例如南京仪凤门段城墙上有一块城砖,除了总甲、甲首、小甲的姓名之外,窑匠和造砖人夫刘一初的人名就是二次戳印。为何会有这种印制方式呢?“在基层造砖各级责任人里,总甲、甲首、小甲相对固定,而造砖人人数较多,一次性无法印制,于是把其他人的名字先做好一个砖模子印上去,再把造砖人名做成类似盖章的方式来进行更换,就形成了二次戳印的效果。”杨健雄解释道。
在模印和戳印两种技艺上,又可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刻印方式。刻画则不一样,是用树枝或利器在未干的砖坯上随手写成,刻画形成的均为阴文,这类砖文多为早期和中期责任制砖文。
明城墙上留下的城砖铭文字体基本以楷书为主,同时也有魏碑、行书、小篆等,几乎能说是元末明初中国传统民间书法艺术的集中展示。城砖上的这些铭文书写者多为基层文吏或底层文人,展现了民间书法艺术的“百花齐放”。
“砖文书写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工整娟秀,有的粗犷质朴,还有的很圆润。”杨健雄说。
虽然绝大多数城砖铭文都是楷书,但专家们对南京城墙进行多年研究,在玄武门段发现了一块极为罕见的“篆体砖”,上书“吉安府泰和县”六字。杨健雄介绍:“这是标准的小篆,很罕见,而且非常美观,有装饰性。”这块砖以篆体阳刻,字体独特,线条圆润。尤其是“和”字的“禾”与“口”位置颠倒,看上去很像是稻穗挂在枝头。
杨健雄表示,除了能欣赏书法艺术,这些砖文更是极具史料价值,隐藏着许多信息。如政治体制和赋役制度、政区沿革、移民与姓氏文化、文字演化等,这些为南京城墙的营建史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洪武元年”“洪武四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天下平”除了地方砖外,南京城墙砖还有纪年砖、吉语砖、错版砖、简化体砖等十多类,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六百多年前的城砖上,有相当数量的简化字。据杨健雄介绍,城砖上“刘”的写法与现在的简化字如出一辙,“其实在汉代已经有该字简化的写法了,特别是到了宋元时期,随着雕版印刷的出现,出现了大量简化字。我们如今在砖文上看到这些元末明初的简化字,折射出了那个时期汉字在民间的发展和普遍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