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卫宁平原是拓兆农乡土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创作，他跳出传统乡土书写的模式和套路，对卫宁平原壮烈的红色革命史进行集中表述和深度呈现。其壮丽的史诗书写在重塑新时代卫宁文化精神的同时,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生动回答了“为什么宁夏，尤其是卫宁这片土地，会像长韭菜似的生产革命者？为什么他们一个个抛家离舍、不惧生死，一次次冲锋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信仰斗争的前沿？为什么他们在十几、二十多岁的时候，能担负起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而且还屡建奇功，为世人传诵？”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卫宁平原成为拓兆农近年来文学版图中的一大亮点。《黄河风云》《黄河儿女》两部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证。小说以真实的历史史实为背景，将人物的命运融入风起云涌的历史大潮中，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朔方大地，了解历史风貌，感悟人文风俗的苍凉雄浑与神奇。小说人物众多，个性鲜明，脱离了旧书写的窠臼，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曲折离奇的情节见长；融入地方俚语民谣，具有鲜明的语言辨识度。

  书写卫宁平原并不等于卫宁题材的文学创作，而是在卫宁题材的基础上，倾注着作者对卫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卫宁平原既是背景，也是参与作品成立的一个重要角色。拓兆农在谈创作感受时说：“英雄永远都不可能过时，时代不同，表现方法不一样，但他们坚守信念不折不挠，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后来人所要汲取的精神食粮，英雄的精神不死。”显然，卫宁平原的书写不仅关乎卫宁的文化身份建构，更是作者对卫宁的文化认同和情感投射。卫宁平原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卫宁本身的事，牵动着中国的全身。拓兆农认为，文学书写也必须随着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而改变。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依旧风靡，对于英雄与热血的呼唤依然震荡人心，映现出“革命”的历史感以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对“革命”之理念，理想的再造与重铸在当代社会的真正形成。革命历史题材始终在实践着自身的形式探索，其历史轨迹在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中显示出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历史与乡土发展史是相互吻合与彼此牵连的。我们不应忘记历史、忘记英烈、忘记我们走过来的路。正如小说中主人公之一的孙守才率领部队回到家乡时说：“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也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先烈和战友，我们的今天都是那些先烈和战友的鲜血换来的。等全国解放了，我们要给他们筑起一座座纪念碑，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他们，一个忘记了先烈英雄的民族和国家是可悲的，更是没有希望的。咱们不可以让英烈和他们的亲人寒心，我怕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走了，或是下一代也走了，我们的下下一代就会忘了他们。我甚至害怕以后也许会有人说他们傻，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不值得。”

  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大地的巨大变革令世界瞩目，城市形态和生活方式早已今非昔比，“风花雪月”的小资情调，已经不能为时代发声，基于对这种文学症候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警惕，拓兆农的文学创作力图寻找新路径，开辟新空间，他跳出大众书写的模式和套路，建构了一个“红色卫宁”，为卫宁平原的书写重新“定义”和“命名”。

  卫宁平原是拓兆农书写的重要维度，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赋予卫宁平原的一种重要文化身份。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卫宁平原作为国家的西北门户，在政治上、文化上具备极其重大地位。特别是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也是文艺“培根铸魂”的任务之一。1935年10月，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隆德县，翻越六盘山，写下了气贯长虹的著名篇章——《清平乐·六盘山》，使六盘山成为宁夏彪炳史册的革命老区和红色圣地。红军西征指挥部所在地及三军“会聚”的同心县，红色底蕴丰厚，留下了周恩来、等一批开国元勋的足迹。红军三过单家集，回汉兄弟一家亲；六盘山下青石嘴，诞生了红军第一支骑兵队伍；红军长征将台堡，三军会师走向胜利；《松花江上》的旋律，在固原清水河畔响起；抗战岁月，宁夏是红军西征的大本营和主战场。历时半年之久，先后解放了宁夏盐池县、豫旺县和今属宁夏的固原北部、海原东部等广大地区，把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巩固的大本营和总后方。也因此，拓兆农的卫宁平原革命叙事，才更彰显其卓越和不凡、价值与意义。

  为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黄河儿女》出版，带领读者重返革命者的精神世界，瞻仰在革命激流中绽放的青春之花和革命者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在为革命者“塑像”“立碑”的同时，对卫宁平原悲壮、宏阔的革命历史也进行了纵横捭阖、取精用宏的梳理和描述，从历史深度和时代广度两个方面对卫宁平原革命文化进行集中表述和深度呈现，充足表现出卫宁平原革命文化的厚重、博大和深广。

  一方面，拓兆农用闪耀着人党性和人性光芒的叙事来讲述那段岁月，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再现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塑造了血肉丰满、英勇伟大的革命者形象，彰显了人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伟大精神。作品既高扬了经典革命叙事的崇高美学，又避免了传统革命叙事的粗糙化、脸谱化、口号化等痼疾，较严谨的历史性叙事与逼真的文学性叙事相辅相成，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相融相生，做到了“史”与“诗”的高度融合。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长白烨所言，“《革命者》以文学为壳，以党史为核……”把革命者写真了、写活了，写出了他们与坚定的党性水融的光辉人性，与革命激情融为一体的儿女柔情。历史的现场感与人物的命运感，使得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斗争的惨烈性与革命的悲壮性，更使人读来惊心动魄。不仅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发意义，也为文学如何讲述革命故事提供了借鉴和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黄河儿女》以卫宁平原为中心讲述中国早期革命史，作为“革命之平原”“红色之平原”的历史身份和文化属性在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文学书写中得以确立和彰显。卫宁平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总之，卫宁平原是一座哺育革命者同时也被革命者点燃和照亮的平原，拓兆农以《黄河儿女》向革命英烈致敬，也向卫宁平原这座伟大的革命平原致敬。

  赏读其作品，恢宏浩荡处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婉转细腻处如二月春风轻拂面，充分彰显了小说的文体功能和艺术魅力。拓兆农《黄河儿女》的笔触从黄河岸边的几位少年入手，生动再现了国民革命军经过卫宁地区时，受到人宣侠父、刘伯坚、钱清泉、刘屏先等人的影响，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以超常的智慧和创造力，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小说以他们传奇、悲壮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展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新中国建立那段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大潮。反映了那个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每个方面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宁夏和西北地区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可谓近百年间卫宁平原乃至西北地区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文学史志，其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金声玉振、气韵丰足。热情讴歌了卫宁平原上拼搏进取、开拓创新、海纳百川的“黄河儿女精神”，是卫宁人昨天和未来所有品质的一次完美体现。在拓兆农先生看来，卫宁平原主要是因为它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如同奔腾不息的黄河水，一浪更比一浪高。这是拓兆农对卫宁平原的独特感悟和艺术表达，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展示了黄河儿女的魂魄与本色——恢弘大气、宽广无私、充满智慧等美好品质。

  总之，从《黄河风云》到《黄河儿女》，拓兆农呈现了一个悲壮英雄、英勇不屈的卫宁平原；一个众志成城、充满大爱和温情的卫宁平原，而贯穿始终的中国的初心、使命和担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始终是卫宁平原文化的最强音。

  多年来，拓兆农全力以赴做一件事：讲述黄河故事，建构黄河形象、凝聚黄河力量、唱响黄河旋律，弘扬黄河精神。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文学中所建立的符号世界和想象世界，不仅营造了卫宁平原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同时也是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的另一侧面。在此意义上，拓兆农的文学创作是其家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创作。他以壮观的文笔在重塑新时代黄河文化精神的同时，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生动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的问题。

  拓兆农是个不断制造惊喜的人，无论是作为媒体人，还是作为作家，他总是在人们欣赏完他的大作，一切刚刚归于沉寂的时候，他的又一部（篇）大作问世了。

  十年间，他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数十篇散文，还采写了不少既有长度，又有厚度的新闻作品。七年前，他的长篇小说《黄河风云》出版了，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故事、精美的语言和带着乡土气息的卫宁风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近日，又惊喜地看到《黄河风云》的姊妹篇《黄河儿女》出版发行了。这是庆祝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作品。这部六十万字的大作，依然延续了上部作品结构宏大、故事曲折，充满正能量的磅礴之气。但在内容选择、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以及创作理念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据他讲，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是有原型的，他们都是宁夏和卫宁地区的一些革命先烈和前辈。他们传奇而精彩的人生经历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令他动容，所以他就有了创作的冲动。虽然是小说，但他们的故事也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另外，围绕人物和故事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民间奇事，也是有史料可查的。看了这本书，总能让人感觉到，这些人物传奇的人生经历，总是与上世纪上半叶，跌宕起伏的国家命运和革命进程交织在一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的那样：“为什么他们一个个，抛家离舍、不惧生死，一次次地冲锋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信仰斗争的最前沿？为什么他们在十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能担负起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实话说，这是一首荡气回肠的“英雄颂歌”。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枝蔓复杂，且人物主人公们时分时合，而且行迹跨越了半个中国，但作者却分合有致、纵横有序、承接自然，表现出了很强的结构驾驭能力。读起来让人千峰百转、荡气回肠，不忍罢手。毕竟作者已经是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的作家，在架构方面是行家里手，用小说中的一句歇后语来说，就是“新媳妇回娘家——熟门熟路。”

  另外，这部小说与上部小说比较，在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上也有新的变化。据作者讲，上部小说，叙事多是平铺直叙的书面语，语言上讲求严谨华丽。但这部小说，叙事讲求自然、诙谐，且有“历史老人”回首往事的平淡与调侃。在语言方面，我们得知，作者既讲究平淡与自然，且用了大量的土语与歇后语，但也有不少谈古论今、明事析理的“阔论”，但作者总是可以依据人物身份、个性与环境灵活运用。另外，我们大家可以看出，作者通过人物使用了大量的古诗词，为作品增色不少。据说，小说中的一些歌词是他亲自创作的，包括民歌。还有，这部小说更看重了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与上部作品注重语言对白和快速的场景转换有很大不同。他说，其实，上部小说是吸纳了影视剧的特点，是一种尝试。这次他回归了小说的本源，大量的心理描写能使人物更加丰满。

  在人性的挖掘上，作者讲求的是人性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但总体讲的是“人性是善的”，包括一些“反派人物”。他说：介于“正反人物”之间，更多的是“灰色人物”，这些人物或偏“正”，或偏“反”。而这些人需要用善良、正义去“召唤”他们，或“唤醒”他们。真正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尤其是上世纪上半叶，在黑暗中生活太久的大多数人们。作者讲，他原本的书名就是“召唤”，除了这层意思外，还有把深藏在人们心中，甚或是麻木的善良和追求正义、平等的愿想给“唤醒”的意思。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正是受到北伐军和思想的“召唤”才走上了革命道路。作者讲，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而且，卫宁地区第一位“共青团员”，就是在1926年，国民革命联军驻扎中宁时加入的。

  拓兆农的作品都是充满激情和正能量的，无论是新闻作品，还是散文和小说，都能给人以深思、激励。他既有新闻记者把握社会潮流的宏阔意识、敏感意识、引导意识，又有一位作家的责任意识、启迪意识。他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者，如何在黑暗中追求光明、舍生取义的奋斗历程。即便是散文，也是大气磅礴、引人深思的，而且，常常涉及到家与国、善与恶、义与利的。

  多年前，他去六盘山红军纪念厅转了几小时，便写下了《六盘山断想》，探寻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密钥”。散文共分三个篇章，洋洋洒洒写了两万多字。分为“信仰”“胸襟”“智慧”。他以大量探微寻幽的历史实据，条缕严谨的细致分析和别有洞天的见解，从这三个方面，对比了国共两党的差距、优劣，终于寻找到了中国胜利的“密钥”。他在“信仰篇”中写道：“ 人的信仰，就像是泥塑的神像，雪雨来临，就会失形破相；人的信仰，就像是钢铸的神器，雨雪愈猛，光泽愈亮；人对信仰的追求和忠诚，像是背囊里的雨具，依情而用；人对信仰的追求和忠诚，就像是’逐日’的’夸夫’，矢志不渝！他们一个是把信仰融化在血液里，一个是把信仰写在了书本上；一个是把信仰当做了生命，一个是把信仰视为工具！”

  作者的民族、国家、英雄情怀，还表现在他的游记里。多年前他随中国记者代表团到菲律宾，写了一篇散文《菲律宾随想》。他来到在马尼拉市中心的二战美军烈士墓地，看到漂亮严整的墓区，他写道：“在如潮的思绪中，我们沿着小路，来到了墓区坡顶的绿色台地上，高耸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直插天际，骄傲的美国星条旗在晴空中高高飘扬。在战争纪念室里，四壁宽大的大理石面上刻满了牺牲将士的名字，还有每次重要战役的图画。登高远望，马尼拉市区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之中。我突然想起了在遥远的祖国，那些成千上万长眠于山川大地上的同胞烈士。同样是为了人类和祖国的自由安宁，他们可有过如此幽静宜人而震撼人心的墓地吗？在朝鲜、在越南，他们躺在荒山野地里，是否感到过孤独或凄寒吗……”

  要知道，这可是在2005年写的。他说，当这两年全国各地都加强了对烈士墓地的修葺、建设和保护，甚感欣慰，尤其是一批批抗美援朝烈士遗骸用专机运送回国时，更是心潮涌动、潸然泪下。他说，对英雄就要这样。这也是他要用小说为宁夏和卫宁地区先烈和先辈们树碑立传的动机。他说，在小说的末尾，当主人公之一的孙守才跟随大部队解放家乡时，关于英烈的一段对话是他的心里话：“守才望着远处家乡说：‘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也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先烈和战友。我们的今天，都是用那些先烈和战友们的鲜血换来的。等全国解放了，我们要给他们筑起一座座纪念碑。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他们！一个忘记了先烈和英雄的民族和国家，是可悲的，更是没有希望的。咱们不可以让英烈和他们的亲人寒心。我怕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走了，或是下一代也走了，我们的下下一代，就会忘了他们。甚至，国家也忘了他们。我甚至怀疑，以后，一定会有人说，他们傻，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不值得的……’听着这话，大家沉默了。甄部长说：‘这不是杞人忧天，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肯定要引以为戒，教育我们的后代，尊重英雄、崇尚英雄、铭记英雄。’”

  即便是在写家族历史的散文：《大山——一个消失的民族》里，他也充满着豁达正确的民族历史观，结尾时，他写道：“只有江河才会永远奔流，只有大海才有生命的永恒！一个古老的民族消失了！只剩下了符号一样的姓氏，但他的子孙们却像烈火中的凤凰获得了永生！这决不是这个民族的愚蠢，而恰恰是这个民族的自信与宽容！尽管他仅仅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这决不是他衰亡的原因，或许还是他延寿的秘方。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先祖们民族大融合的思想，昨天、今天、明天都将是一朵绽放不败的鲜花！”

  在他的新闻作品中，也充满了对国家、家乡的赤子之心。2005年中卫市刚刚成立，他与宁夏电视台合作，撰稿拍摄了电视专题片《魅力中卫》，凝练华丽的解说词、精美大气的画面和透露着“月是故乡明”的浓烈乡情，曾经打动了无数人。2008年对于国家和中卫都是悲喜交加、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中卫地区罕见的雪暴、五月份的汶川大地震、金秋的北京奥运会，让他感受到了记者的神圣责任，他原本为元旦晚会写首朗诵诗，没想到文思泉涌，激情和责任，让他写下了六千多字的散文诗，整版发表在《中卫日报》，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高山起于垒土，江河始于细流。正是作者丰厚的知识学养和长期新闻工作的历练以及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让他的作品总是给人惊喜、振奋，且步步登高。记者——作家，作家——记者，这些年来，他在这两者中间行走，但不变的是责任和激情。祝愿拓先生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