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在广东考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实业兴、产业强,国民经济才能行稳致远。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学研用融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等多方面课题,需要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多个主体一起努力。让我们在四位讲述者的故事中,感受投身这一事业的甘苦与荣光。
4月11日拍摄的江西宜春市上高县翰堂镇一家新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的蓝色光伏板。邹利强摄/光明图片
重庆一家半导体企业内,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对芯片和框架进行引线焊接。新华社发
在安徽定远县,5G智能机器人和运维人员正在对供电设备做特殊巡检。宋卫星摄/光明图片
2006年,为适应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对特种结构材料的迫切应用需求,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工程用钢研究所(后更名为工程用钢研究院)。两年后,我博士毕业,来到这里从事高性能船舶与海洋工程用钢的研发工作。
近年来,我国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一大批国之重器挺起了国家发展的“硬脊梁”。但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材料技术的支持,尤其是高性能钢铁材料。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研发高性能、低成本、长寿命、高精度、绿色化的先进工程结构用钢材料技术,建成先进工程用钢技术工程化、集成化开发平台,努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为此,我们责无旁贷,几代人先后花了60多年时间建立了国产装备用钢体系。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说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不断“逆袭”。例如,某型装备承压材料一直是装备建造的极端核心制造技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科研攻关,但受制于当时装备条件落后、贵金属资源极度匮乏的状况,不得不以牺牲性能为代价研发出一代材料。后来,我国自主创新了以高强韧、耐腐蚀为主要特征的二代材料,综合性能提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近年来,我们通过研发数字化、智能化,产品质量稳定性不断的提高,综合性能实现了由优到精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传统制造业,我们面临技术升级的挑战,而先进的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离不开科技成果转化。但长期以来,中国钢研主要以科研工作为主,产品研发成功后由钢厂负责生产,和我们关系不大。这种模式,不利于研发工作的可持续推进,也不利于创新团队的稳定壮大。近年来,研发团队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和生产单位建立了科研与市场合作的利益共享关系,这使得团队受到很大激励,能更专注地投入科技创新。
当前,围绕我国高端装备中长期发展需求,我们正在关注以提高服役与应用性能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先进结构材料。随着研发工作进入“深水区”,科研投入更大、需要一些时间也更长,但是形势不等人。我们期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能够持续强化,逐渐完备以大数据应用、智能化与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研发体系,营造宽松的创新人才环境、开放的科学技术创新生态,让每位科研人员都能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自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以来,苏州工业园区已逐渐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的一扇窗口。我们把园区的产业体系归纳为“2+3+1”: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作为“2”大主导产业,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和人工智能为“3”大新兴起的产业,“1”则是现代服务业。在培育一流产业、发展实体经济过程中,始终有两道必答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建设更稳定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让全球企业留得下、发展得好?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鼓励制造业企业创新。比如,园区有专门的产业基金来支持初创型企业,还陆续出台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的促进政策,引导更多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去年,园区两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超4800亿元,三大新兴起的产业产值超过3600亿元。
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业融合是另一个重要“秘方”。我们制定了制造业服务化三年行动计划,搭建制造业和服务业互相沟通的平台,开展伙伴计划,对接企业需求,努力延伸制造业价值链。现在,园区现代服务业已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7:3的分布结构,覆盖科研、软件、金融等多个领域。接下来,除提高制造业质量外,我们还计划逐步扩大园区服务业的服务范围,不仅服务园区企业,还要辐射整个江苏、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
为了把企业留下来,我们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通过“智能制造伙伴计划”,让产业链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带动更多中小制造业公司实现智能化转型。现在,园区实现了1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公司高质量全覆盖,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更多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我们还尽力完善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减少大家的后顾之忧。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实体企业的共同奋斗,我们将不断积蓄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新动能,用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多样的政策、更包容的理念,为企业打造一个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创新场。
本硕博和博士后阶段,我先后师从电子科技大学李乐民院士和北京邮电大学陈俊亮院士。两位院士教导我,学术水平要“顶天”,要做到世界一流;科研成果要“立地”,要能够大规模应用。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
在研究中我发现,传统的业务网络存在网络频繁改造、资源难以复用、重复建设等严重问题,无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爆发性增长的业务应用需求。同时,业务网络相关的核心系统产品也一度完全由外国通信巨头垄断,价格昂贵,移动通信大规模快速地发展被牢牢“卡住”了脖子。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30年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终于收获了累累硕果——创建智能业务网络三层模型,提出全新技术路线,避免网络频繁改造的同时满足动态多变的新需求,研发了移动智能网、能力智能开放等业务网络核心系统,主导智能业务网络领域首批国际标准,在国际通信领域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在这张智能业务网络的有力支撑下,我国移动通信业务和移动互联网应用蒸蒸日上:运营商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出预付费、音视频彩铃等大量通信新业务,充分满足了通信业务需求;开放了中间号隐私保护、一键登录等大量新能力,支撑30余万互联网和行业企业应用;支撑全国反欺诈防骚扰系列公益服务,使通信诈骗报案数下降超过40%。今天,5G为智能业务网络提供了新的演进动力,为应对由此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在现网建立网络切片和边缘计算能力开放示范工程,提供了大量示范性应用。
高新技术研发一定要解决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我们团队与合作企业经过多年探索,构建起一种良性循环:在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下,业务网络的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系统产品,通过运营商在现网大规模应用;通过现网应用的反馈,我们一直在优化理论模型,改进算法与技术。最令我们自豪的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智能业务网络成果大规模应用,在业务网络核心系统产品上实现了全面国产替代,第一次在移动通信业务网络领域突破了国外垄断。
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坚守和与时俱进的创新,也离不开“顶天”的理想和“立地”的踏实。现在,全世界对6G的研究正如火如荼,能预见,不久的将来,6G时代的智能业务网络将通过内生智能打破网络控制、网络管理与网络运维的藩篱,融合数据、算法与知识,真正的完成全场景全域按需服务。作为国家6G重点专项业务网络项目首席科学家,我将为我国在6G时代继续保持智能业务网络核心技术的国际领先、核心系统的自主可控而努力奋斗。
讲述人: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数字化的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龙鹏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科学技术创新的战略支撑,也不能缺少完善、前瞻的公共政策。在这样一些方面,高校如何发挥作用?2019年,电子科技大学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携手共建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我也随着高等研究院从成都来到深圳,工作重心从单一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在实践中,我更加深入地思索着这一问题。
深圳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高地、前沿阵地,许多政策没有先例可供“抄作业”,必须加强研究、先行先试。我们高等研究院在围绕深圳重点科技产业集群布局开展有组织科技攻关的同时,也以市场为导向,建设起贴合政策实践和产业需求的新型科技智库,希望在深圳这片“试验田”里,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储备性政策研究,突破高校中智库机构面临的体制机制束缚。
来到深圳后,我更为关注未来产业发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平台经济治理等议题,也参与了政府部门科技与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的论证工作。例如,为了应对美国对我国实施的技术封锁,我们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研究团队和咨询机构,面向著名科研院所、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调研,了解我们使用的技术或产品对国外的依赖程度、国内能否自主提供、需要突破的技术难题等信息。基于这次调研,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引起了决策层格外的重视。这些经历让我期待,高校智库研究人员能够在政策与市场之间更好地发挥“链接”作用,将高校科研工作者和产业端的需求转换为政策建言,为政府部门产业政策优化调整提供参考,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如何让智库研究成果应用更广泛?依托高等研究院的科技智库,我联合院内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和一些科技公司,开发了一个全球科学技术情报系统,能够及时搜集整合全球科学技术与产业数据,实现对技术、产业、资本、人才、政策等信息的智能化分析。该系统的部分功能已经投入应用,帮助政府更有效地招商引资、制定科技公司培育政策,夯实地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微观基础。
希望在不久后,我们的研究和产品能轻松的获得更多产业化应用,也希望慢慢的变多的研究机构、智库一起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之殷、张亚雄、苏雁、严圣禾、王斯敏 光明日报见习记者 李健 光明日报通讯员 陈雨禾、田维军